遵義會議
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最高領袖是歷史的選擇。這一歷史關頭作出的最重要的選擇，出自中國工農(nóng)紅軍史無前例的偉大長征中。
1934年12月12日通道會議上，毛澤東闡述的重新選擇戰(zhàn)略進軍方向的意見，開始得到并引起黨和紅軍內(nèi)部高層的重視與深思，有了說話的權利。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nóng)紅軍開始長征。湘江戰(zhàn)役后，中央紅軍受到極大損失，人員已由出發(fā)時的8.6萬人銳減到不足4萬人。而且國民黨軍已經(jīng)判明了紅軍將沿著湘桂邊境北上湘西同紅2、6軍團會合的戰(zhàn)略計劃。在通道以北的城步、芷江、靖州一帶，構筑了碉堡工事，以20萬人的兵力部署了一道嚴密的袋型防線，形同一個密不透風的大口袋，張網(wǎng)以待。另以20萬兵力在紅軍側面圍堵，企圖全殲中央紅軍。而當時主持黨內(nèi)軍事的博古、李德無視敵情，仍然堅持預定從通道北上的計劃。在紅軍處于極度危險、生死攸關的關頭，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縣城的恭城書院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毛澤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身份，應邀出席了會議，這是他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之后，兩年多來第一次參加黨的核心會議。雖然這次會議既無預定規(guī)格，也無明確程序。但是毛澤東首先發(fā)言，痛陳己見，堅決反對從通道北上湘西、自投羅網(wǎng)，讓紅軍遭受滅項之災。會議在博古、李德的干擾下，沒有采納毛澤東的意見，但是作出了調(diào)整行軍路線的決定，改由貴州的黎平北上湘西。
1934年12月18日黎平轉兵，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shù)人支持并付諸實施。
1934年12月18日，長征以來的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貴州黎平召開。面對國民黨軍已經(jīng)在北面由薛岳、周渾元等部修筑好工事，張網(wǎng)以待;東面湘系、南面桂系合圍而來三面合圍的態(tài)勢。李德、博古仍堅持北上湘西，并聲稱此舉是經(jīng)共產(chǎn)國際同意的。毛澤東仍然第一個站出來堅決反對，并引起了王稼祥、張聞天、朱德、周恩來的共鳴與贊成。會議在爭執(zhí)不下的情況下，采取民主表決、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方式，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作出了西進貴州的決定。并決定在適當?shù)攸c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總結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以來的經(jīng)驗和教訓問題。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共中央常委，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參與決策和指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會上張聞天結合毛澤東、王稼祥意見，作了批評“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毛澤東作了重要發(fā)言，與會的大部分同志支持了張聞天、毛澤東的意見。遵義會議和2月5日在云南威信縣水田寨召開的扎西會議上，還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組織調(diào)整和重新分工：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確定“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nèi)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不再局限于開會的發(fā)言和獻策，在組織上取得日常工作和行軍作戰(zhàn)中對中央紅軍的決策權和指揮權。這對黨、對紅軍和毛澤東本人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1935年3月，任中央軍委前敵司令部政委，繼而出任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全軍的三人軍事小組成員。
1935年1月19日至3月25日，紅軍連續(xù)進行了四渡赤水之戰(zhàn)，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軍事勝利，擺脫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地位，把握了戰(zhàn)略轉移的主動權。毛澤東在其中顯示了卓越的軍事才華，起到了關鍵作用。1934年3月4日，中央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任命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毛澤東的名字再次以組織名義正式出現(xiàn)在紅軍的作戰(zhàn)命令中。1934年3月10日至12日在貴州遵義縣茍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雖然因為打鼓場風波辭去了政治委員職務。但是任命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為三人軍事小組成員，代表中央全權指揮紅軍。雖然，組長是周恩來，但毛澤東的黨內(nèi)軍內(nèi)地位實際上又進一步得到了提升。成為組織上指定的軍事指揮上的核心成員之一。中央紅軍主要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奪取了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的勝利，與紅四方面軍會師。
大渡河上的瀘定橋
1935年8月19日，沙窩會議上，受命負責全黨軍事工作。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為加強戰(zhàn)略指揮問題，于1935年7月18日于蘆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任命張國燾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總政委，并發(fā)布命令規(guī)定：“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nóng)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tǒng)率指揮。”實際上終止了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的工作。但是張國燾拒不執(zhí)行中央確定的北上戰(zhàn)略方針，一再延誤紅四方面軍的戰(zhàn)略計劃，引發(fā)了黨中央與張國燾關于紅軍戰(zhàn)略發(fā)展方向是北上還是南下的斗爭。為此，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四川松潘縣毛爾蓋的“血洛”即沙窩寨子召開會議，決定加強中央常委會的工作，將權力集中于中央常委會，并對中央主要領導的工作進行了重新分工：由張聞天負責組織工作，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博古負責宣傳工作，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工作，凱豐負責少數(shù)民族委員會的工作。周恩來由于患肝膿腫和阿米巴痢疾，高燒昏迷不醒，暫時不分管具體工作。至此，毛澤東在黨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下被賦予了對紅軍最高決策權。此時，距遵義會議只有七個月。
1935年9月12日，兼任陜甘支隊政治委員。
1935年9月10日，鑒于張國燾企圖分裂和危害中央的危急狀況，中央決定單獨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0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迭部俄界召開的會議，決定將紅1、3軍團和軍委縱隊縮編為陜甘支隊，毛澤東被任命為陜甘支隊政治委員，彭德懷為司令員。同時決定作為全軍最高領導核心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稱“五人團”。作為中央政治局分配主管軍事常委，毛澤東顯然在五人團中最占有主導地位，而且握有對陜甘支隊的直接指揮權。
1935年11月，擔任中國工農(nóng)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
1935年10月19日，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勝利結束長征。1935年11月3日，在陜西甘泉縣下寺灣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決定成立中國工農(nóng)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王稼祥、劉志丹等91人為委員。同時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中央領導的新分工是：毛澤東率1軍團南下，與15軍團會師，指揮前線作戰(zhàn);周恩來負責組織局和后方工作。張聞天率黨、政、群系統(tǒng)去瓦窯堡，為確定新的中央首府進行籌備工作。至此，毛澤東在黨內(nèi)軍事工作的對外公布的正式排名中，位居周恩來的前面。
1936年12月7日，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6年10月，中國工農(nóng)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為統(tǒng)一紅軍的指揮權01936年12月7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fā)布命令，以毛澤東等23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7人組成軍委主席團。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張國燾任副主席。毛澤東名正言順的成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和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最高軍事統(tǒng)帥。
為什么毛澤東在黨內(nèi)的領導地位在長征中得到不斷的提升呢?
首先是由于毛澤東為奪取長征勝利，先后提出與制定了避實就虛、迂回前進、堅持北上抗日等一系列正確的軍事戰(zhàn)略方針。
其次是由于毛澤東在與張國燾分裂主義作斗爭和維護紅軍團結等問題上，既針鋒相對、又有理有節(jié)、有膽有識、敢于擔當，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策略與解決方法。團結了大多數(shù)，避免了紅軍的分裂。
再次是由于毛澤東為制定新形勢下黨的政治路線，明確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構想，為新的形勢下中國革命的發(fā)展指出了明確的方向。
最后是由于黨內(nèi)民主制度，不同意見充分發(fā)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正確與錯誤的選擇中，賢者上，庸者下。
長征選擇毛澤東的過程，是長征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秀遺產(chǎn)和寶貴財富。
來源于紅歌會網(wǎng)
